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为什么动人？

苏东坡把自己放置在一叶孤舟中，月夜茫无边际。这时他想到了宇宙的无限和个人的渺小，想到了过去和现在正如流水一样不断地变化，他想要察辨自己在哪里，察辨自己能不能定住脚跟，能不能掌握自己。

(相关资料图)

这种中国人的精神文化在民间日常生活里面，不知不觉还在重复出现。

历史学家许倬云认为，在世界文化圈里，中国文化还保持着人数最多、历史不间断时间最长的地位，而且内容不断增加、改变、丰富，这个纪录世界上不容易有。他致力为大众写史，著有《万古江河》《说中国》《许倬云说美国》等作品，获得过“亚洲学会特别贡献奖”“全球华人国学大典”终身成就奖等荣誉。

1930年出生、从战乱时代走过来的许倬云，由于身体的缘故从小无法正常站立，然而身体的桎梏并没有让他停止学习和探索。

今天就和库叔一起来看许倬云的“修己”与“安人”，以及他理解的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。

文 | 许倬云

编辑 | 王乙雯 瞭望智库

本文为瞭望智库书摘，摘编自《往里走，安顿自己》（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9月出版），原文有删减，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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艰难困苦中，一个残疾人是怎么过来的

我向来不喜欢诉苦，不过现在不是诉苦，是将自己所经历的时代解释给大家听。我的困难从出生就开始了，我生为残疾，长于忧患，后来背井离乡，现在病残到这个地步，基本上已经是瘫痪之人。我依靠着我的病床和病床上的那些设备，包括电动的吊兜——可以把我从床上吊到椅子上，再从椅子上吊到床上。椅子是个电动轮椅，让我可以自由移动。医院替我在家里布置这个病房，每个礼拜会派医护人员来了解我的情况。所以我是一个待走之人，待走以前，他们想要照顾好我。

从开头讲起。我是双胞胎之一，还是早产儿，生产的时候先母又生了一场病，由于双胞胎的养分为两个人共有，养料完全不够。我处在比较下面的位置，所以我是哥哥。在下面位置的胎儿只能吸收上面胎儿用剩的养料，于是我的肌肉就没有足够的营养。在该发展肌肉时，我的肌肉没有成长的机会。这使我在六个多月大的时候就提前出生了，我的关节和骨头被肌肉绊住不能成长，但成长过程中养料转换成骨质，所以机能都在，扭曲的骨头长得非常结实，只是位置不对。扭曲的骨质在脊椎里不断增长，就会压迫神经。所以我是高度残疾之人，出生时能活下来就已经不容易了。

幸亏当时教会医生知道用现代的医学知识，把我放在育婴箱抚育。医生告诉我，七八岁以前不会动刀，七八岁以后想办法开刀。七八岁以后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，逃命都来不及，还开刀吗？所以从那时开始一直拖，在二十八岁的时候才开了五次刀，把两只脚矫正过来，可也不过是矫正到可以走路而已。那时我在芝加哥大学读学位，前两个学期上课，第三个学期开刀。那段日子并不好过，可我熬过来了。九年前，我又开了两次刀，把脊椎骨重新整顿。到了现在，我的脊椎骨再一次不听话了，这次的结果是几乎瘫痪——我不能站了。

我在残疾之中过了一辈子，说不幸也不幸，说幸运也幸运。幸运的是在厦门传教士基督医院出生，他们用当时最进步的知识和医术，让我活着，我的一条命没丢掉。更幸运的是，父母并没有因为我残疾而不疼我，我们弟兄两个，父母都当宝贝一样爱着。我的兄弟姐妹对我很爱护，我的双胞胎弟弟等于是我的手脚，是我的眼睛。他出去跑一圈回来告诉我，那边树上有麻雀在吃小虫子。外面小孩子在吵，他就跑过来说：“外面好热闹，我们出去看看。”他就抱我出去，我们一起看看热闹，诸如此类。再到后来，他上学，我不上学，他放学回来就告诉我，他在学校看了什么、学了什么。

这都是我一辈子感激的事情，但我必须自立，要慢慢学着怎么样才能不被抱、不被喂，学习自己吃饭、自己挪动。抗日战争期间没有工具，我坐在小竹凳上，自己往前拉，半寸半寸地挪。

再后来慢慢就学习站起来，每一道关口挣扎过去。母亲含着眼泪，静静地在旁边看；兄弟姐妹尽他们的力量帮忙。可我不要帮忙，自己挣扎着来。母亲看到我学着站起来的时候，在旁边真是提心吊胆，随时准备扶。但是她忍住不扶，让我挣扎过去。

到后来我长大以后，同学和朋友对我很爱护，没有人欺负我，都在帮助我，这也是我的幸运。学习的时候，老师给我特殊照顾。我没有读过初中，刚开始就读高一。高一的时候我有很多科目落后，因为这些初中的科目在家里是无法自修的。而我的学校辅仁中学给我优待，让我第一学期先试读，通过试读考试后再正式入学。我第一次月考就通过了试读考试。在辅仁中学，一路读上来同学们都很爱护我，愿意帮我的忙。特别是有个小班，最后几名的同学跟我一样，放学以后再学习一个半到两个小时，由功课最好的同学辅导，温习当天的功课，弥补我的不足。大家互相帮忙，一起温习，形成了一个很好的学习氛围，每个人都把自己学到的、理解的知识输送给别人。我相信我那个班是辅仁中学相处最和谐的一个班，也是后来进入学术界人数最多的一个班。

这些都是我的幸运。后来我到大学，到研究所，帮助我的人无处不在。在芝加哥，医院免费替我开刀，一分钱不收。这一辈子，我虽然残缺，但是得到了特别多的恩惠和保护，也感受到了特别多的温暖。这使我能够撑到今天，所以我感恩，我不抱怨。

我生于忧患。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，每个人都在逃难。我还算运气好的，因为我父亲的职位是前线的最后一关、后方的第一道。他从武职转文职，在战区帮助那里的组织单位，支持前线的后勤工作，包括供应粮食和服装，以及发动民团的支持。我们一直待在前线附近，经常要逃难。日本人过来了，我们近则在湖北的几个县流转，远则逃到四川去，进川、出川，我们挪了好多次，见证了无数灾害，看见了无数人的死亡。我那时八九岁。在万县的那半年，半个县城被炸掉。出了屋子，我看到地上一片光亮，房子被烧光了、炸平了。晚上不能睡，大家都笼罩在战争和死亡的阴影里，你们能够想象吗？

逃难路上，几百人挤一条船，但是到了生命都在刀尖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同胞都让老人和小孩先上船，壮汉留在后面帮忙把别人家的孩子、妇人送上船去，最后他们拿着枪上船。挤不上大船的人就坐小船，跟着大船划，希望可以与亲人在岸上再见。

没经历过的人很难想象灾难的可怕，以及那种吃不饱的饥饿感。当时，上百个伤兵被运过来躺在村子的晒谷场上，第一天听到他们在呻吟，第二天声音变小了，第三天声音没了——人都死光了。治疗他们的军医，没有药，没有工具，活活地截下腿来，但伤兵的命还是丢了；活人就靠高粱酒止痛，洗伤口，这多么痛苦！整个村庄的人都在逃难的路上，老人走不动了，和年轻人说：“你们走，你们走！留个种！”生产粮食的地方被日本人占领了，战火燃烧，饥荒蔓延。我父亲为了解决军民的粮食，在山崖水畔的地方，吩咐保长、当地的父老乡亲尽量种番薯。于是，在山崖水畔的地方种满了番薯，几十万的难民和村庄的几千人都有了食物保障。这种日子我们熬过来了。

我二哥十三岁就开始徒步行军，与同龄的孩子一起走几百里路到安全的地方去上学。他们自己种田，自己养活自己，自己扎草鞋、缝补衣服。

这种灾难、这种忧患，各位在今天这种安全的环境，在小康社会不能想象，但我们熬过去了。抗日战争胜利后，以我父亲的职位，本来能拿很高的薪水，但他已经退休了。那时我们一贫如洗。当时在学校里边，下午四点钟大家下课就赶快吃饭，能够抢到一碗饭是运气。有的人真的吃了一碗饭，吃得最快的人可以盛到两碗饭。油、盐不够，白水煮豆芽就是一道菜。早餐是一勺花生十三粒——一碗稀饭，里面有十三粒花生米。我们就是这么长大的。

到美国后，我们是外国人，从学习语言开始，要适应这个环境也是不容易的。即使适应了，我们也始终是外人。很多人过不去，很多人因此性情改变。但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数熬过去了，性情改变得不多。我们兄弟姐妹八个人都顺利地熬过来了。我们今天再回忆当年吃的苦，觉得是福气，如果没有那些苦难，我们不可能变得这么坚韧、这么强悍，不可能熬得住，不可能咬着牙撑过去。我想，当时在国内的那批青年也是一样，他们跟我同龄，他们跟我一样熬过了许多苦难。你们可以敬佩他们，因为他们受的苦不比我少。这种苦难铸造了我们的人格。

这些困难熬过来了，我们并不骄傲，我们也并不畏缩，这是对我们的考验。我们感谢有这种经历，居然让我们熬过去了。有些人熬不过去，倒下了、病了、死了，我哀悼当年那些没有渡过难关的朋友；也有些人性情改变，乖戾了，偏激了，我对他们感到同情。因为不是他们愿意做出这些改变的，是环境太恶劣、条件太差导致的。

现在我九十多岁了，老病伤残。我前一阵神经痛，痛得不能坐，每天只能下床一个多钟头，既不能坐又不能站，幸亏有针灸。我的儿媳妇学针灸，我的神经痛被她缓解了。我感谢我的儿子、儿媳妇能够帮我做这件事。我最感激的是我的太太，她无悔无弃，任劳任怨。因为我，她有了无穷的烦恼、无穷的忧患。半夜，她还要起来看看我是否睡得安稳。

上天给了我那么多的恩惠，让我活下去，让我渡过人生的难关。我必须尽力活下去，回馈世界，让大家理解一个忧患中艰难困苦的残疾人是怎么过来的，没有畏缩，也没有放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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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想建造几座“桥梁”，联通大众与学术

近百年来，中国的知识分子接受着外来输入的现代教育，他们接受的教育越“先进”，他们的著作离中国本土可能就越遥远。普通大众不知道知识分子在思考什么；知识分子们写出一本本关于某个时代或某个学者的专著，对普通大众似乎并没有什么用处。所以，我立志要填补这个空白，我想建造几座“桥梁”， 这些“桥梁”是联通历史与现代、大众与学术之间的通道。

在我早期的著作里，我做的是专题历史研究——有专门的断代、专门的研究范围，还有很深入的小细节。我用这些细节来建构、复活那个时代的生活环境，以及当时的人们怎么处理与世界和周边环境的关系。这方面的著作是我写大社会、大历史著作之前必定要有的自我训练。没有这些必要的基础训练，写出来的大历史著作将会是空泛的。

在我写的书中，我主要用“网络结构”这样的观念，把许多不同的个体、群体互相套连起来，看它们互相刺激和互相引导后所产生的变化趋向，来指出在某个时代的某个问题上，哪种力量起主导作用。然后，再换另一个角度看另一种力量，去理解历史中复杂的变动现象。

我的工作，其实和物理学家借用量子力学去建构对宇宙的认识很类似。他们想了解宇宙中种种粒子和结构之间的互动——它们怎样从小变大，从结合到分离再到结合，如何重组改变，构成现在的物理群体和物理现象。我跟他们做的是相似的工作。

长江巫峡。图｜图虫创意

我从大的文明宇宙里边，看到大家共通的文明。每个地区性文明都带着过去的传统，也带着过去的负担，更带着过去的“工具”。人们该如何把旧的“工具”转换成新的“工具”，并把旧的负担放到一边？或者，该如何把负担转变成“资源”，使生活变得更有意义？这些问题都是我想要去探讨的。

比如，我在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这本书里特别指出，在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中，都会有一点《周易》中的观念。古与今、寒与热、干与湿等这样的观念，会在我们日常生活起居的空间文化上有所体现——不同的方向代表了干燥或潮湿、明亮或黑暗等。这一套不断变化的大宇宙，将中国人的生活融合在一起。我的希望是，经过自己的努力，把我所理解的中国社会及其历史演化进程呈现给大家。这既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过去，也能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自己。

对于大历史，威尔斯（H. G. Wells）等人都有相当著名且值得称赞的著作，但那些著作也都有着自己的局限性。因此，他们的书在畅销了一阵之后，就没太多人注意了。他们的努力，在专家们的眼里就显得不够专业，过于空泛。我要尽量避免重蹈覆辙。

对于每一个问题，我都尽量用专业工作中所获得的成果——其中不仅包括我的工作成果，还包括我的历史学、考古学、社会学、人类学同行们的收获，这些全都纳入我的写作结构之中，一起进行思考。

这是我写历史一贯的方式。这种方式与我大多数美国同事的方式很不一样，与“中国大通史”更不一样。“中国大通史”里面可以有一百个题目，这一百个题目就会产生一百个单元，但是这些单元互相之间的时代联结会显得相当生疏。

美国的大历史著作也是如此。世界史、美国史、欧洲史或者文明史都只提供了一种叙述，而不能提供一种解释。我盼望，我的著作能在叙述中“解释变化”。在变化的形态、模式得到理解之后，我们才能慢慢掌握自己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变化，以及如何理解这种变化。我的问题取向，是用结构的方式来看结构的变化。“变化”本身就是我的课题。如果人类学能够体现历史变化的某个部分，能为我提供素材，那么我就运用人类学的知识。其他学科同样如此。我不固守任何一个学科，也不固守任何一个时代。

3

中国人的“道”，是老百姓种田种出来的

中国这五千年来一直在进展、吸收、改变，就像小溪流入大河，大河流入长江、黄河，长江、黄河分别流入东海和渤海，再流入太平洋，最后理想的目标是远处有个共同的“天下国家”，那里面没有列国纷争，大家在大同社会里一起过日子。这是我所盼望的理解《万古江河》这本书的方式。“万古江河”就是不停留，永远在流转，趋向全球化的方向，这是我写这本书的心之所在。

江西婺源江岭油菜花梯田。图｜图虫创意

中国人的“道”，是老百姓种田种出来的“道”。种田人感受着自然界的一静一动。立春、春分、清明等二十四节气都是天地之间季候的改变，是自然生态的改变，我们把它当作生活的指标。我们说的“离天三尺”就是良心，人的身高一般不超过六尺——良心就是天，天就是良心，对不起良心就是对不起天。这个天是大秩序的总称，是一种宇宙的力量。

这种文化根深蒂固。但是近代以来，它遇到了崇洋媚外的文化冲击，从坚甲利兵开始，到理论学说，总觉得借来的东西最好。其实不必，也不能这样想，因为借来的东西，必须经过消化。

消化的意思是先咀嚼，再吞食，再消化。不能直接吞下去，要通过咀嚼检验这东西跟我合不合，然后再吸收。边吸收，边修正，方能将食物转化为营养。这是我写《万古江河》的原意：总结过去的经验。

回顾我们吸收外来事物的经验，早期输入的佛教，修改了多少？中期输入的中东转世观念，修改了多少？解脱，那一理想世界究竟在未来，在过去，在死后，还是在“洞天”的山洞？

我的解释是：在心里，自己建构一个理想世界，然后先修己，再安人。先安你附近的人，再安远一点的众人，再安百姓。要安世界，必须先“修己”。因此，这一理想世界的所在，还是自己先做好“修己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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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，以人为本体

中国的“创世记”——巨人盘古化生为宇宙——讲的是宇宙的创造者和宇宙本身是一体的，整个宇宙就是一个“人”。

中国文化的精神基础，以人为本体。人作为个体，也作为群体，彼此之间——人与人、人与群体、同层次群体之间、各层次群体之间——不断扩大提升、不断交流、不断改变、不断修正调整，使大家可以在一个宇宙空间过日子，而不至于踩到别人的脚。或者，踩到别人的脚以后大家都退后半步，使每个人都有一点空间，互相合作，互相协调，这是中国社会结合的特色。

今天的中国人不应该忽视中国文化的这一特色，我盼望中国人能体会到：人与人的合作与彼此尊重，才能纠正过分“个人主义”带来的缺失。

中国的思想是儒家与佛教的结合。儒家讲究以“人”为本，佛家认为精神大于形体存在。佛教思想还重视时间的变化，到最后就是“空”，并且以此弥补儒家思想强调入世后“知进不知退”的问题。

中国人讲“公平、正直为神”：公平，是人与人之间以公平互相对待；正直，是自己做人不能自我扭曲。这应是人间共存的基本原则。在我们日常生活的各个层面，从中医理论的“协调”“调和”，到风水，以及民间的宗教信仰，都以如此理念贯穿解释，作为关注的原则。我在《中国文化的精神》一书中，从不同角度、不同领域，都曾对此现象有过详细阐述。比如，中国文学里一些自然形象都是人格化的，人性和自然环境往往叠合在一起，展现人和自然的关系。

苏东坡的《赤壁赋》为什么动人？他把自己放置在一叶孤舟中，月夜茫无边际，一条船上就这么几个人。在这个时候他想到了宇宙的无限和个人的渺小，他想到了过去和现在正如流水一样不断地变化，他也想要察辨自己在哪里，察辨自己能不能定住脚跟，能不能掌握自己。

中国人在诗歌艺术中展现了时空中的生活美学，表达了他们与自然的互相适应，到达了以自然风景来形容美学的境界。中国的精神文化在民间日常生活里面，不知不觉还在重复出现，只是大多数人不太注意这件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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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什么中国文化能走到今天？

中国文化从原始农业开始，经过近一万年的努力，起起伏伏，颠颠簸簸，也不是没有经过灾难，居然能够存留下来，而且还在继长增高。在世界文化圈里，中国文化还保持着人数最多、历史不间断时间最长的地位，而且内容不断增加、改变、丰富，这个纪录世界上不容易有。

在近一两百年来，经过屡次的丧乱，中国文化如何能够重新站起来，取得继续增长的活力，这是我们所有人最关心的事。尤其在今天，为什么中国文化还能维持？

第一，中国文化的基底是广大的地盘，比世界任何一个文化地盘都大。

第二，人类存续的时间很长，从两河开始的源头，一直到中间不断吸收各种因素，如希腊、罗马等因素，到以西方基督教文化为主流，再发展到以社会经济为主流，以科技为手段的近代文化。今天世界上主要的大国关系中，中国文化最重要的共同奋斗的伙伴和互相砥砺的对手，只有西方文化。中国面临丧乱，能够站起来，重新整顿自己，能走到今天的地步，已经不容易。

今后走向世界共同文化的道路上，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多。

第一，我们怎么在强势的西方压力之下，继续维持活力，而不是被拉着走？

第二，在维持活力中，怎么才能够在未来世界文化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？

我们不是为了让中国文明当世界的主导者，而是在世界文明之中，如何能够公平参与，与其他文明的成员共同努力，缔造一个真正属于人类的文明系统。

我们文明的活力能维持几千年的原因，是我们在乎自我修正，在乎采纳众流。选择好的加进来，比如南亚的印度文明，我们从中吸收不少。南亚抽象的宗教观念，以及数学、天文和医药，对我们的刺激和帮助是非常重要的。此外，西方文明对我们的打击，让我们警觉，使我们变得更复杂、更完备，能够逐渐适应现代的世界。

将来我们以这个趋势一直走下去，以开放的胸襟和怀抱，使自己努力进步，使我们的文明更加周全，有更多增长的余地，内容更加丰富。在缔造全人类文明的过程中，中国人有资格说，我们出了一份力，我们努力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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